2020年，自一季度起國際油價斷崖式下降，跌跌不休。對石油上游業造成巨大沖擊，給經濟發展帶來深刻影響。單就供需關系而言，“低油價”將是今后的常態；然而，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油價突發性的大起大落，出現形形色色“期貨負油價”一類的陷阱也成為了大概率事件。鑒于近二三十年內，油氣依然是人類依仗的主要能源之一，因此，怎樣直面油價跌宕起伏，化危為機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是一個必需認真研究的戰略問題。
立足國家層面，統籌全局，謀劃未來
西方發達國家很早就認識到，在開發礦產資源目的上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存在差異。前者是將資源轉化成公眾的、長遠的和可持續的利益；后者是從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凈現值。它們的經驗表明，唯有同時發揮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方能使石油業持續健康地向前發展。在這點上，我們認識有偏頗，實踐有差距。
自上世紀末，我國油價和國際油價並軌以來，已經經歷了多次“低油價”。“低油價”對于石油公司的上游業是沖擊，甚至是滅頂之災，同時也是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效益的新動力；而對于國家，對于我們這樣的石油進口大國按理應該是一件利好的事情。每一次“低油價”，油公司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渡過了難關?？墒?，國家是否充分抓住了“低油價”機遇，顯著地提升了我國油氣保障程度？顯著地提升了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這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總結。
需求是拉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需求目標，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發展。影響油氣需求的因素很多，要綜合考慮對巴黎氣候協議的承諾、節能、能源清潔使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進展等方方面面后方能確定。顯而易見，離開了政府，單靠企業或市場，是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預測每個階段的需求量，應當設計多種方案。例如“十四五”，可以我國2019年實際消費量為基數，形成低于、等于或高于多個方案。與此同時，對各階段的油價也要有多種設想。做到“未雨綢繆”，方能從容應對各種情景的出現。
要進一步落實“國內為主、國外補充”發展方針。這里的“為主”、“補充”指的不是數量的多寡，而是指戰略地位高低。歷史一再證明：國內資源是國家能源安全的基礎；國內發達的石油業是主動、有效利用國外資源的基礎。在石油供給上先后被日本、美國和前蘇聯“卡脖子”的歷史教訓千萬不能忘記！石油上游業是一個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長周期的行業，因此，“低油價”時期，要保證投入，找儲量、建產能的工作一刻不能松懈。如果條件允許增加進口油氣數量，國內產量可相應減少。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技術、經濟和政策問題，政府應協助企業逐一解決。
要緊緊圍繞國家能源安全問題，將國內國外工作做成互為表里的一篇文章。充分利用世界主要油氣生產大國和最大油氣進口國的地位，依靠可觀的國內油氣產量、國外的份額油氣，巨大的進口油氣量，通過增產減產，增倉減倉；積極參與國際上有關條約、協議、規定的制定等手段提升我國在世界石油市場的“話語權”，變被動因應為主動引領。
從實際情況出發，精準施策，提高效益
油氣勘探開發是生產活動，是經濟活動，必需講究經濟效益。目前看來，提質增效可以從四方面入手：一是分清主次調整生產結構。礦產資源存在“級差性”，因而“先易后難”，“先肥(富集高產)后痩(低品位，含非常規)”，是開發礦業遵循的一般規律，也是保障經濟效益的關鍵。近年來，逾越發展階段，過分沉迷某個局部而忽略全局協調發展的傾向，有悖前述規律，應當盡快予以糾正。“十四五”乃至更長些時間，我們的發展戰略應該分成四個層次：(1) 、提高采收率，提高儲量動用率，(2)、舉全國之力，加快淺海油氣區發展，(3) 、機制體制創新，重新認識評價松遼盆地， (4)、鍥而不舍，探索新區、新領域。
二是廣泛采用先進而適用的新技術。要加快科研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進程；要實現核心技術擁有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關鍵設備完全國產化。三是精打細算過好“緊日子”。大慶油田采油二廠第四作業區，桶油操作成本降低20％，靠的就是“精準開發，效益提一點；精細管理，能耗降一點；抓細干實，成本省一點”。四是礦權管理改革見到實效。政府部門要下功夫幫助新入圍的外企克服“水土不服”；幫助民企盡快“進入角色”。有了成功范例，才能走好“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發展道路，使油氣資源得到充分、及時、節約合理的開發利用。
“低油價”時期是擴大利用國外油氣資源的好機會。但是，能否大幅度增加儲備庫容是能否用好機遇的關鍵因素之一。為此，國家、企業和社會要齊動手，多層次擴大庫容；采用地上建罐群，水上用船當浮動儲罐，油氣回注，保留部分富集高產產能……，多方式擴大庫容。
利用枯竭或有一定采出程度的油氣田作為儲油氣庫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庫容。地下儲氣，業已實現；地下儲油，我們也應該積極探索、攻關。冀中地區的潛山油田可以作為首選目標，攻克了一個潛山，就相當在地面上建成了成百上千萬噸的油罐群，而且這個罐群就位于京津冀經濟圈的腹地。
將一部分富集高產儲量(如新近發現的渤中19-6油氣田)，“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釆”，作為調峰和應急之用，毫無疑問符合國家利益。然而，油公司要犧牲部分現實利益。為此，國家應制定專項政策，修改績效考核辦法，協助技術攻關，並給予相應的經濟補償。
克服“低油價”帶來的困難，我們在繼承和發揚傳統優勢的同時，也應該認真地借鑒西方石油業的一些經驗。但是，此時此刻絕不能忘記為人民服務的初心，絕不能將老板們對付打工仔的辦法：下崗、買斷、甩給社會，削弱石油行業內部凝聚力。
要想做到從實際情況出發，精準施策，就必需堅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四十年改革開放，主管石油業的政府機構頻繁更迭。上世紀末，和世界銀行專家討論石油機構改革問題時，一位洋專家說：“無論機構怎樣設置，關鍵是要有熟悉石油的人來管理石油”。二十六年過去了，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對石油業是更了解了，還是變陌生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需要認真地進行“后評估”，為的是“以利再戰”。洋專家要求的只是“熟悉”，而不是要求大家都是院士專家。怎樣由“不熟悉”變成“熟悉”呢？以余秋里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就是榜樣。他們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勛，為了建設新中國又義無反顧地進入石油這個陌生的領域。他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拜群眾為師，迅速“熟悉”了石油業方方面面，成了行家里手，成功地領導我國甩掉了“貧油國”帽子，躋身于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國之列。
當前，舉國上下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力拼博，面臨著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危與機並存。如何化危為機？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歷史要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更好地發揮作用，要求政府工作人員更好地敬業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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