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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榮為東北地質局親自起草了《關于松遼平原石油地質勘探的工作方法》。東北地質局迅速組織起石油地質踏勘組，布置了沿第二松花江順流而下、哈沈鐵路兩側和沈陽阜新三條踏勘路線。在踏勘成果報告中明確得出：松遼平原系一沉降帶，有很厚的白堊紀與第三系沉積，估計總厚度在 4,000 米左右，其中可能有生油層、儲油層和儲油構造的存在，松遼盆地具有良好的含油氣遠景。謝家榮、黃汲清的這一決策為四年后大慶油田的發現拉開了序幕。

 

謝家榮在任總工程師期間對我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做了重大的貢獻。由于我國地質科學興起的晚，對我國地質認識的局限性，加之我國早期油田的發現均在西北，使得地質界產生了“油在西北”之說，新中國開國之初制定的石油勘探重點便以陜北為首的西北 , 這使得我國石油勘探一直得不到大的突破。家榮在 1949 年前便多次撰文指出石油不一定限于西北，要擴大范圍在中國各地普遍探油。在他出任地質礦產總工程師后，尤其是全國石油普查工作開展后，他更是在各種會議和學術報告中闡述這一思想。在 1957 年初完成的《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及對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見》一文中，他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以往有‘油在西北’之說，并且一向只注意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儲油層及背斜構造。我們以后要糾正這種偏向，要同樣注意西北以外的許多可能油區，要研究從古生代直至新生代的各可能儲油層，并要同樣注意尋找除背斜構造以外的各種圈閉。”1958 年，石油部、地質部開始實施石油勘探東移的國家戰略，終于在松遼盆地發現大慶油田，實現了我國石油工業的飛躍。三年石油普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早布置的五個普查區都發現了新的油田和新的儲油構造，松遼盆地的普查更是振奮人心。

 

“陸相生油”理論的創建者由于科學發展的漸進性決定了地質學家對地球認識所產生的局限性等歷史原因，近代曾對中國的石油前景出現過“貧油論”，理由是石油主要生成于海相地層，而中國大部分地區是陸相地層，難以形成具有工業開采價值的油層。這個結論極大地束縛了中國地質家尋找石油的思想。翁文灝于 1934 年 1 月13 日在地質調查所做的《中國石油地質問題》的演講中，對比四川海相與陜北陸相各有油泉生成后，首次提出：“陸成地層果絕對無儲油之望乎？”的設想，實際上向中國地質家提出了一個課題，一個研究的方向。其后的歲月，謝家榮與中國地質家們開始了對陸相生油理論的探索。1949 年前，謝家榮主要通過陜北、四川、新疆、甘肅等產油區地質的調查和研究產生出陸相生油的理論，他也是最早著文闡述陸相生油的地質家。

 

1934 年，謝家榮在《陜北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文中指出：“當三紀的時候，四川盆地還與海洋相通，因以有飛仙關組海相碳酸鹽巖及嘉定系石灰巖的沉淀，但此時陜北盆地早已完全成為陸相或海峽沉積了。”在 1935 年的《中國之石油》中明確地寫道：“衡以前述理論，則得油之望，當川勝于陜；若以油泉之多觀之，則陜又遠過于川。”對陜北陸相石油的前景給予了肯定。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 在 《從中國礦床的若干規律提供今后探礦方向的意見》中，對我國陸相地層石油給予了更加積極的闡述：“倘使承認大陸相或海陸混合相的湖、沼、港、灣等沉積也能生油，則在地盤不斷下降的條件下所造成的這種巨厚沉積，只要氣候不太干燥、氧化不過劇烈，都可能使有機質保存而變為石油。這就是說，大陸沉積的本身也能生油。”這實際上宣示了陸相生油學說已經開始形成。隨 著 新 中 國 地 質 勘 探 的 大 規模展開，謝家榮對陸相生油理論的貢獻在地質實踐中也不斷地豐富。1957 年，謝家榮出版了他的《石油地質論文集》，在文集《石油是怎樣生成的》一文中他寫道：“因為以往在世界各國所發現的油田大多數都產在海相地層中，所以地質學家就得出一個結論，認為石油幾乎都是在海水特別是淺海相的環境下沉積的。由于近年來在許多地方的陸相地層中也發現了重要油田，特別是在我國西北的新疆、甘肅、青海等處，這種油田更為普遍，因此以往所謂世界上 95% 左右的油氣田都是在海相環境下生成的結論已有所動搖了。目前大多數地質學家都相信陸相沉積也能生油，三角洲、瀉湖和大的內陸盆湖地俱可為沉積石油的有利環境。”“因為在陸相沉積特別是大的湖相沉積中，動植物有機體的含量還是很豐富的，而如果承認如上面所論大陸上高等植物的分異產物也能成油，則陸相沉積中即不患無生成油氣的原始質料了。”“盡管海相沉積的油田比較常見，但我們目前已有足夠多的事實，證明陸相地層也能生油。”在文集中的《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及對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見》 中更明確地指出： “大陸沉積生油的理論在我國是應該給以很大的考慮。”

沉重的謝幕
 

三年的石油普查結束后，謝家榮、黃汲清部署的松遼盆地的地質勘探工作依然繼續進行下去，直至1959 年發現大慶油田。但在慶祝收獲的時刻卻看不到了謝家榮的影子。1956 年，地質部機構大調整，成立地質研究所，謝家榮調任副所長。1957 年春，謝家榮響應黨中央幫助整風的號召，在鳴放會上提出坦誠的意見，不料惹了大禍，遭到無情的批判，被錯劃為“右派”，撤銷一切職務，從輝煌跌到黯淡，忽然間好像從人間消失了一樣，不再有任何對他的宣傳，甚至連他以往的成就也被蒙上塵埃，大慶油田的發現自然沒有了他的功績。此時，謝家榮常到中國地質圖書館看書，作記，一坐就是一天，開始撰寫《中國礦產學》巨著，并漸漸地他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不幸的是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又將他墮入黑暗。他被殘酷地批斗，遭受到一個老知識分子無法忍受的人身侮辱，綁架、下跪、按頭、踢打、辱罵、唾臉、呵斥、游街。8 月 13 日，他在又一次遭到批斗摧殘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后，當天夜里服安眠藥辭世。他只給妻子吳鏡儂留下一張紙條，寫道：“儂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還留下的是未完成的巨著《中國礦產學》。數日后，吳鏡儂給她的女兒也留下一張紙條，寫道：“女兒，我走了，去追趕你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她隨謝家榮而去，身邊亦是一只安眠藥的空瓶子。一代大師謝家榮攜她的愛妻走了，沒有送別，甚至沒有眼淚，但他為中華民族、為中國石油地質事業創造的輝煌業績是不會隨他的逝去而消失的。

 

十年后，文革結束，謝家榮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可他的科學成就和中國現代科學的歷史地位，尤其是發現大慶油田的功績沒有得到承認，仍然是不徹底的平反。直至他數十年的老友和同仁黃汲清先生出于義憤和道義，于 1978 年上書中央領導同志，才在 1982 年國家科委授予的“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工作”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名單中才出現謝家榮的名字。被濃霧遮住的高山終于漸漸露出了高聳的身姿，科學是不朽的，創造了科學奇跡的謝家榮先生是永垂不朽的！